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从2009年底转企改制为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有限责任公司，至今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。从电视剧生产规律来看，一年半的时间，差不多是一部电视剧从策划到完成后期制作的最短时间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与改制之前相比有哪些变化？完成了哪些工作？有哪些项目在运作中？公司的运营机制是怎样的？业界对于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的发展十分关注。带着这些问题，本刊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剧中心”）总裁薛继军。本刊希望通过采访，使业界对于剧中心的发展有一个更加清晰的了解。

记者：剧中心在改制后，与央视的关系是怎样的？

薛继军：剧中心在改制前，是央视的一个特殊制作机构。央视对剧中心以前是统购统销，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，剧中心拍摄的电视剧，无论质量如何，无论成本高低，央视都会按统一价格基本照单全收。现在央视购剧选择范围加大，全社会的制作机构制作的电视剧都会进入央视的选择范围，剧中心只是其中的一家。央视对于剧中心，大致采取定制的方式，央视需要某些类型的电视剧，还是会由剧中心来做，但是对于质量、周期、成本都会有所要求。对于剧中心来说，央视也是市场的一部分，我们制作电视剧，在策划阶段就会与央视沟通，与其他制作机构是一样的，在制作成本、周期、质量等问题上达成一致后，才会针对央视这个市场进行生产。

央视播放的电视剧，以追求“三性”统一为宗旨，尤其注重主流价值传播和平台定位需求。社会机构制作的电视剧有的尽管好看，但是并不一定符合央视的要求，因而央视也会定制一些电视剧，这样既能降低成本，又能拿到自己需要的电视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央视也愿意将一些题材交给剧中心来做，毕竟剧中心有28年的制作经验和行业地位，制作水平不会出现太大的波动。

记者：剧中心改制后，在创作理念上与改制前相比有什么变化？

薛继军：剧中心转企改制，并不是换个名字那么简单。要考虑米在哪，柴禾在哪，烧哪锅水能沸腾，每个人的观念意识都需要转变。告别旧体制不容易，建立新体制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。最主要是创作经营理念的转变。例如剧中心现在的人都很重视成本与回报问题，而且投入产出意识会贯穿到工作的方方面面。

但是，剧中心不是一个只以赚钱为目的的制作机构，而是有他的特殊使命与责任。转制后，剧中心有两个东西不能丢：一是优秀创作传统不能丢，二是“国家队”的责任使命不能丢。剧中心以做大剧、主旋律剧为主流特色，以做开拓性的剧、有影响的剧为立足之本。就像以前剧中心做了包括四大名著在内的许多大剧、名剧，这些有影响的剧目，为剧中心赢得了巨大声誉。在转制之初，我们就向中宣部、广电总局申请成立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基地。因为当前电视剧行业比较繁荣，很多机构都在做，但是鱼龙混杂。在多样化方面，在百花齐放方面，做得都很好了，但是也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，负责引领行业和市场、弘扬主流价值取向的声音不是很响亮。对于剧中心来说，我们必须紧盯市场，但是又不能只盯着市场，去跟风，去炒作。主旋律的声音不能弱化，必须将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化同步进行。这是剧中心改制后必须坚信坚守的，因为我们是“国家队”。

在创作理念上也有一些改变的地方，就是我们现在要求剧中心制作的电视剧要尽可能地好看，要尽可能地吸引更多人去观看。例如，主旋律电视剧中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，是剧中心的一个重头工作。革命历史题材不好做，难做好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。因为有很多历史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，没有悬念，没有新东西，观众就不愿看。尤其对于党史、国家历史叙事，是一个严肃的创作，不能戏说，不能演绎，更不能歪曲，难度更大。不能由着创作人员海阔天空。这样的剧很多机构不愿做，但是别人不干，我们必须干。别人可以干不好，但是我们必须得干好。这也是剧中心的一种自觉。但是怎样才能做好？这就需要改变以往的创作方式，换一个角度重新审视历史、审视历史人物，只有转换了视角，才会为观众带来新的感受。

记者：在主旋律电视剧创作上是怎样转换视角的？进行了哪些尝试？

薛继军：拿现在播出的电视剧《中国1921》举例来说。这部电视剧是剧中心改制后开始策划制作的电视剧。在创作伊始，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把今天人们的欣赏习惯、审美取向和大家都熟知的历史结合起来。我们不仅要让了解党史的年长者喜欢看，也要让现在对党史不甚了了的年轻观众喜欢。怎样才能让年轻观众喜欢这个电视剧？关键就是如何契合年轻观众的兴趣点，如何以青春的视角审视这些历史人物。

例如，剧中的毛泽东从开始的无政府主义者到改良主义者，在接触了李大钊等人，并阅读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之后，才找到了救国救民的道路。这个过程，从个体上来讲，是一个年轻人的奋斗史。我们要求编剧导演在创作的时候，不要总想着这些领袖的身份，而是要把毛泽东当成一个湖南的年轻人，要还原毛泽东所处的时代，还原毛泽东普通青年的身份，只有这样编导演才能体味毛泽东的成长。这是一部典型的励志剧的模式，而励志剧非常能引起年轻观众的共鸣。年轻人的困惑、苦闷、彷徨他们也都有，奋斗、探索、开创也与现在的年轻人一样。但他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，选择了坚定的信仰，并且一生都坚定不移地走下去。有志者事竟成——我们至少可以让现在的年轻人解读出这些东西，这对人生是有指导意义的。我们在剧中，把这些桥段放大，目的是使其与现代年轻人的兴趣点吻合。

这个剧不是一部干巴巴、冷冰冰的党史故事，而是一部带有体温的年轻共产党人的成长史。例如毛泽东，也上过当，吃过亏，也曾经苦闷彷徨，但是随着信仰的愈发坚定，其性格情感则越来越成熟，最终成为了一个具有伟大人格魅力的领袖。这样的描述，显然与以前的革命历史题材有了很大的区别。从现在来看，播出效果不错。

记者：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在剧中心的规划中占有怎样一个比例？现实题材占怎样一个比例？

薛继军：从剧中心改制挂牌之后，在我们的第一个5年规划中大约有40-50部电视剧，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占25%左右，有50%以上的剧是现实题材剧，还有一部分是探索性题材。行业的发展，需要有人向前看得多一点，剧中心是有这样的责任的。例如我们现在探索一些超越现有题材类型的电视剧，做一些创新。创新包括自主创新，集成创新，电视剧也一样，可以在题材之间相互借鉴，也可以向其他艺术门类借鉴。这些都在做，都在探索。作为电视剧的国家队，必须有这样的责任，这样的意识，要自觉。不能一味跟着市场走。

记者：剧中心作为有限责任公司，与其他社会影视制作机构有什么区别？

薛继军：剧中心不是一般的公司，我们与一般公司一样的地方就是通过制作获得经济回报，要熟悉市场，要向市场要效益。但是我们还有行业责任，国家责任，有在央视这个国家平台上的传播责任。这是与一般公司不一样的地方。也就是说，一般公司能做的，我们不一定能做，他们不能做或者不愿做的，我们有可能是必须做的。

记者：作为公司，您是如何看待现在国内的电视剧市场的？

薛继军：现在是竞争时代，市场也处于不断洗牌之中。目前各种电视制作机构很多，大小都有，各有各的做法，各有各的神通。我们的优势是有传统、有历史、有积淀，但是也有包袱、有惯性思维。对于制作机构来说，本子、班子、票子、商业模式等都是不可或缺的，那些以为只要有钱就可以拍剧赚钱的投资者往往很有可能血本无归。但是这类的制作过多却又干扰了正常的行业秩序，使整体制作成本大幅上扬，使市场呈现出供过于求的虚假繁荣状况。现在电视剧市场有一个怪现象，一方面大量电视剧销售不出去，造成浪费，一方面也总会有几部剧特别赚钱。这几部赚钱剧的效益，会成为很多人投资电视剧的依据。市场热钱涌动，但是并不是每个机构都能赚钱。一流的企业是制定标准的，二流的企业是出项目策划的，根据标准做产品设计，三流的企业是做加工，就是根据标准，按着别人的设计做出产品。最高的附加值是不在制作阶段的。因而剧中心的核心还是要做策划与营销，而中间段的制作，则可以交给社会机构完成。改制一年多来，剧中心的人逐渐开始接受这个观念，我们在策划的同时就会考虑市场的需求。

记者：剧中心改制后人才结构是如何配置的？

薛继军：剧中心人才结构还没有完全调整过来，但是在未来我们的人才结构应该是哑铃型的，一头是策划人才，一头是营销人才。剧中心可能只培养专业策划人、制片人、发行人，人数可能不在多，在精。原创是剧中心重点打造的核心竞争力，因而策划人才是剧中心的一个重头，营销人才是剧中心的另一个重头。所有的创作最终要由营销人员将其转化为经济效益。这两头不只是为剧中心服务，也可以为社会服务，例如策划部门也可以为社会机构提供创意，营销部门也可以为社会机构发行电视剧，这是两个开放性的部门。核心人才可能是剧中心的，但是这两个部门也可以辐射到更大范围，形成一个网络结构。

人才管理运行体制要高度市场化，不能关起门来做电视剧。电视剧专业人才散落在各个机构中，这些人才也都是社会性资源，剧中心会通过各种方式与之合作，也可能签约，也可能采取项目合作。目前，我们已经与中国电视剧导演委员会和编剧委员会结成战略合作关系，就是想通过这种长期紧密合作把最优秀的社会专业人才团结在一起，共享资源，共谋发展，共赢效益。今后，剧中心甚至有可能会收购一些优秀的团队，为其投资，为其创作提供条件。

记者：剧中心改制后，在电视剧的制作方式上有什么改变？

薛继军：以前上一个项目，送到领导那里，领导说可行，项目就立即上马，现在则需要更详细的步骤。例如要上一部新剧，需要有制片人阐述剧本，项目评估，市场预测等，然后才能讨论。剧中心改制后，分出了三个相对独立的制片公司，目的就是为了建立健康的内部竞争，减少投资的盲目性，而减少盲目投资的核心是建立科学、高效、规范的制度。

转企改制后，公司要干的就是两件事：一是投入，二是产出。从经营角度说，也是两件事，就是开源，节流，其目的就是扩大收益，控制成本。我们不赞成降低成本，这是非市场化的说法，我们只讲控制成本。该花的钱一分钱都不能省，不该花的钱一分钱都不能浪费，这是控制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质量。现在观众的欣赏水平越来越高，偷工减料，因陋就简，偷梁换柱都会使观众流失。

市场是分层分级的，也可以说是分众的，这就需要营销部门有一个完整的营销体系，要有自己的营销战略，否则进入市场的成本就会很高，好东西也可能卖不出去。做公司实际上就是做渠道。以发行起家的公司一般发展比较好，其往前端延伸相对容易一些。现在的收购兼并，无非是在两个范围内进行，一是收购前端，就是创意团队，二是收购具有产品销售渠道的机构。只要把握住了这两点，发展才会有后劲，盈利空间才会被拓展。

在具体制作上，我们也设立了一些新的岗位，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制作。例如在制作《中国1921》的时候，为了保证剧集的质量和不能出现任何错误，我们专门设置了一个岗位，叫做责任监制。这个岗位的人既要熟知历史，还要知道我们要传播什么，更要把握好宣传口径。此类剧都存在一个问题，就是如何选择事件，选择谁不选择谁，说什么与不说什么以及怎么说，都存在选择角度的问题，不能出现失误。尤其到后期的时候，责任监制要与导演一起，控制质量、导向、宣传口径等。现在看来，这个岗位的设置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

记者：剧中心在题材的选择与认证上是如何操作的？

薛继军：电视剧市场是不断变化的，没有一劳永逸的题材，也没有一劳永逸的市场，各方面都需要不断地去适应变化。现在闷着头做电视剧肯定不行，必须有一个开阔的视野。不能像一些公司，蒙上了就吃顿饱饭，蒙错了关张大吉。对于剧中心来说，必须对市场有一个清晰的认识，要有驾驭的能力，甚至要有引领的能力。观众是一个参照系，行业也是一个参照系。按着观众的意愿做电视剧应该最有市场，但实际上这是一个伪命题。观众不会说我今天想看青春偶像剧，明天想看谍战剧。观众的选择并不是这样的。观众有时候不一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但是一定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。有可能观众喜欢的我们并不一定能做，我们要做的其实是激发观众的收视欲望。怎么激发是我们真正要考虑的事情。

例如，在创作《中国1921》的时候，我们进行了认真分析，认为表现党史的影视剧已经有一些了，但是建党的前史部分比较少有系统全面的描述。后来的这些历史人物，在建党前史中，其实都是普通的年轻人。而这些年轻人在完成历史大任之前的状况，无疑会激起观众的观看兴趣。他们命运的转折，是与时局时运密切相关的。在历史叙述中叙述人物，在人物的命运中折射历史，更能看出人物的发展轨迹。人物和故事必须嵌入到历史当中，不能游离在历史之外，人物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。

记者：央视评价体系的改变，对剧中心电视剧的生产有无影响？

薛继军：央视的评价体系改变后，非常适合评价电视剧。很多电视台把电视剧视为获取收视率的法宝，致使很多纯粹追求收视率的电视剧出现，使电视剧的品格、格调、思想性下降。我非常赞成央视新的评价体系，我认为在央视这个平台上，总有一些东西是应该留下来的，主流电视平台就是要倡导、制作、播出那些可以留下来的作品。我们制作电视剧也是朝着这个方向，一是要做一些能够保留下来的电视剧，二是要做一些国家标志性的电视剧。说到底，就是要打造电视剧的国家品牌，这已经成为剧中心的一种自觉。